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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学《寄生虫》,可惜功败垂成

Mr. Infamous

韩剧《安娜》刚播出的时候,我想到了年初的美剧《虚构安娜》。

两部剧的「安娜」,都是女主的化名,而化名的情由,都是对跨越自身阶层的焦虑与渴望,为此不惜伤筋动骨地瞒天过海。

故事的戏剧性以及吸引力,就都在这个不可能的「虚构」任务里了,因为它带有一种近乎颠覆现实的挑衅在,可以让人们在等待另一只鞋掉落地面时,兴奋得后背发毛,而这牵涉到观众对于影像替人放胆做梦的诱惑。

单论这种张力,《安娜》就要比《虚构安娜》高明不少。后者是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,却不真实,因为所有实质表达都被里外浓郁的美式娱乐给冲淡。而前者是基于虚构小说改编的,却很真实,它在很长的篇幅,尤其是前半部分,树立起一个十分可信的女主。

女主李裕美(裴秀智饰)背靠着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底层,父亲在平民市场经营唯一的西服店,母亲有听说障碍,在家帮衬。这是一个经济实力寻常得不好支撑任何梦想的家庭,对此,李裕美在13岁就有了十分强烈的意识。

那一年,早因家境被冷眼嘲讽的她想要参加芭蕾秋季竞赛,但父亲觉得那需要一笔不菲的开销,哪怕她说不要化妆,而且去找人借衣服,换来的却只有沉默。那种从背影到姿态的巨大沉默,是许多穷人家孩子再熟悉不过的景象。

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贫穷限制了视野,不仅看不到,而且不敢看。对绝大多数同温层的人而言,自此不会再做不切实际的大梦。

但是李裕美不同,她在仰视那座碑一样的背影时,选择了痛哭,是要挟也好,是软化也罢,终归她如愿以偿地参加了比赛,并且捧回了奖杯,从倒打父亲判断、同学嘲讽,擢升为倒打名为命运实为规则的阶级现状。

她之后的人生,都基于这一课。首先,你可以做梦,但做梦需要付出代价,譬如自我、自由,最次也是苦功。其次,做梦未必是为了实打实的眼前利益,也可以仅仅为了盖过对手,出口恶气。第三,面子一定比里子重要,为了维系,许多事情可被定性为无伤大雅。

有了这一课,角色就迅速支撑起了剧集。前两集的时间跨度很大,年年岁岁如日历般撕下,李裕美一路见证卑微出身在这个势利社会里,只能是原罪,而钱权的匮乏会使她在世上举步维艰。平等与公道,都跟芭蕾一样,是高阶的象征,但在得到的瞬间,就失去字面意义。

在这个过程中,李裕美的变化,慢慢书写了一段女人的史诗。借着她的心理历程与行动抉择,《安娜》很戏剧化,却也很聚焦地映射了女性,尤其是贫寒女性在当代史中的不变与变。

不变,是指那种实质性的苦难无论在什么语境,尤其在东方,在性别歧视依然强烈的韩国,始终厚重。男人一如既往地成为道德下滑的显性标志,而这种塑造手法,我们屡见不鲜。但可以预见的是,这种表达,仍在失衡的现实里持续大写加粗。

像是李裕美在中学时与老师谈恋爱,不说男人在饭碗面前,情愿以牺牲女性自尊与爱为前提,冷漠划清界限,而要说他几乎毫发无损,而她却要背井离乡地转学。

这种典型的差别对待方式,使得承载女性身份的李裕美可以更突出地体现性别劣势。恋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结局,日后的婚姻也是用进废退的吸血模式,读书时因为家境和成绩,工作时因为面容与装扮,都会事先被分出三六九等。她的所有个体经历,全是集体境遇。

对女性的贬损,上至这些掺杂冷热暴力性质的相处关系,下至自我审视与质疑,无孔不入。而女性的尴尬在于处在傀儡地位。未觉醒时,外人看来不过玩偶,觉醒之后,幻灭胜于一切。史诗在被动创作之时,必然会挤出越来越多悲剧色彩。

在李裕美的个人篇章里,身边几个女性如同恒量一样成为她的对照与佐证。她所出身、成长的市场,多的是生活一眼看到头的女性,承继家庭小作坊生计的同时,也在承继相夫教子、操劳不断的人生轨迹。

特别是李裕美母亲,因为聋哑,更能写就底层命数。此间夹杂一个很明显的规则,即善良、勤劳这些美好品格,并不会带来生活上任何品质的飞跃。李裕美虽然孝顺,但她第一个需要反叛的,就是成为母亲,成为这一类东方传统女性。

至于学姐郑智媛(朴艺荣饰),则是励志向的李裕美,出身一般,但是凭一己之力,踏踏实实地念书,工作,撑起自己的一小片天。但这个因为不同流合污而不被大流容纳的女人,也充满反讽的空间。

她的天花板最终被打破,是因为李裕美暗中运用关系协助,一个调查记者,间接倚靠的,依然是政坛男性的直接力量。她在年薪翻倍后,为出租房内有完备暖气而高兴,对此,大概不只是她意识到荒谬。就像是一个社会试验品,她的所谓成功,恰恰表达了更大的失败。

对李裕美而言,真正激发她艳羡与仇怨的,是二十来岁时遇见的李安娜(郑恩彩饰),一个绝对的反面。优渥家庭,豪泼性子,思想跟十指一样不沾阳春水,李安娜越是有意践踏下人的意志,越是把李裕美激发出铤而走险的冲动。最终她决心盗取的,是这个女人的护照,以及包括学历与名望在内的身份。

这是李裕美作为穷人的变。《安娜》的几段华彩,都在于变,在于她内在的自卑与懊丧,在触及脸面的场合,激发出撒谎的天赋,或者说防御、放任的本性。这种连锁反应,先于剧中现实,诞生出一位名门望族的「李安娜」,也就是说,在盗取身份之前,「李安娜」已经成型了。

于是,李裕美身上聚集着苦难者与投机者的双重属性。她就像《寄生虫》的金家,从介入朴社长家中开始寄生,直至具备游戏轮廓的冒险开始失控,抖落一地社会问题。

李裕美化身李安娜,完全改写了自己的命运。只有高中文凭的她成了海归教授,甚至一步步成为准首尔市长的太太,非但衣食无忧,而且能够在权力风眼,感受到资源倾斜的轻易。

一如《虚构安娜》,「安娜」成了虚伪的代号。虚伪被自我鄙薄,却又甘之如饴,她那常人无法企及的进阶物质生活,频频暴露出许多与世道捆绑的错漏与矛盾。而弱势女性处在舆论风口,天然就能勾出更多讽刺。

但《安娜》终归不是《寄生虫》。剧集也像陡然身处高位的李裕美,不知如何对付后续发展,而只能夹生地对上流,对社会,进行一个刻板的想象。为什么这部剧高开低走,就是不仅在于有效叙述的高浓度逐步降低,而且在于后续只有模式化的「反派」,无论是具体的人,还是广义的生活。

韩国近年许多影视作品,都生发于常规性的苦大仇深之上。比如一望无涯的贫寒与一眼望穿的富贵之间,是必然呈焦黑状的社会,下有睚眦必报,上有为富不仁,尤其是官家,必然在大局之下恶事做尽,这多少剥夺了一些叙事的快感。

李裕美的丈夫崔志勋(金俊翰饰)就是一个代表。参政的暴发户,在阶级晋升后与过往一刀两断,可以比上流的「原住民」更心狠手辣。他对于迟到司机的暴打,对于所谓糟糠之妻的抛弃,对于李裕美的操控与恐吓,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,尽显一个所谓政客的真实嘴脸。

以他为中心的上层恶人们,因为在众多作品里反复雷同出现,因此少了前些年井喷初期那种底层控诉的快意,而多了一些脸谱化的乏味。这就使得剧集后段,因为充斥僵化了的符号性人物,而不再具备原初充满未知的朦胧美感以及叙述张力。

锐度居高不下,就需要更多新鲜刺激。这类韩剧的困局,就在于不知道还能讲什么,怎么讲。好不容易惊喜地立住一个足以令人挂心的独特李裕美,旋即就把她弃在贫血的常态里,这就削弱了她的光彩,甚至诗性。

那诗性,原本可以通过找准个体在当代史中的丧文化代言,抵达当下的集体情绪表达,像《我的解放日志》那样,以难以自控的颓唐,反映并破解都市人等的精神困境,并在超脱的可能中实现女性的翻身。可惜,一切都在聚焦之中,失去了多元的活性,因此李裕美也只剩下一个复仇的爽剧功能。

可是复仇的结局也是早早摆在开篇的,那个解气的动作,支撑观众走过李裕美丧到极点的日常生活与巧到极致的人间传奇,却也减损了这个充满神秘的角色的魅力与余味。

但怎样都好,李裕美在某种程度上,算是能够全身而退,这对于不得不向往光明的我们来说,也已算是开过眼的天方夜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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